法界名人何兵的言论自然引来无数议论，普通网友多是批评何兵身为著名法学教授却不讲规则，具有高人一等的特权意识与精英意识，不符一贯宣扬、推崇“规则”与“平等”的法律人身份。传媒大学党委副书记田维义也在微博力挺该校保安，称他们是尽心尽职不但没错还值得表扬感谢，并称“尤其是为人师表的教师，更要尊重他人”。但是，笔者注意到，在另一些跟帖的外校教授、学者眼里，则意见迥异，认为错不在受了委屈发发牢骚的何兵，而在日趋行政化、权力化、衙门化的大学管理制度，大学再也不是大学——自由、开放、博大。

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之所以会仁智各见，其实毫不奇怪。主体意识的日益觉醒强化、个性的不断展现张扬、言论自由尺度的逐渐放开加大，借助当下传媒无比发达的信息、网络社会，对一起社会公共事件甚至一件家常小事的看法，人们往往多有意见争执甚至意见截然相反。这与评判者自身的识见、所处的地位、所持的立场有关，也与特定的社会大环境因素有关。

何兵“保安门”事件引发的不同声音，其实也反映了不同身份、地位、立场与教育背景下人们的所思所想，而这也离不开当下的社会背景因素。

很多普通网民之所以把批评甚至痛责的矛头指向何兵，并非不通人情常理，不能设身处地地替其实受了很大委屈的外聘教授何兵着想，而是当下权大于法、社会不公日益严重、贫富差异不断拉大、社会阶层割裂日趋深化等社会背景因素下，“民意”自然而然具有反特权、反精英、反为富不仁、反为官不仁的思想意识与追求公平、平等、民主的利益诉求，不幸的是，何兵作为三句不离“规则”、“平等”老本行的著名法学教授，作为占据社会高层的“精英分子”，对“小小”保安的出言不慎，正好成为公众舆论攻击的靶子，成为社会不公严重、特权无处不在的社会背景因素的替罪者。

但令异议者费解的，是传媒大学副书记力挺保安而无视何兵“满腹牢骚”的言论。按说，何兵好歹是该校请来给博士生上课的外校教授，作为东道主，应有起码的待客之道，不给外聘教授发通行证，不设法给遭遇门卫无情阻拦的客人通融通融也就算了，客人冒着大雪还受了满腹委屈，以至于都到微博上去说了，总要去安抚一下吧？或者从处理公共关系、外交的角度，作为研究“传媒”的传媒大学，总要“危机公关”一下吧？保安坚守制度、职责固然不错，但一味地力挺保安而无视客人的满腹委屈甚至加以指责又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是代表傲慢乖张的行政权力对一名无权无势的“教书匠”的不屑与奚落吗？

副书记应对该校“保安门”事件的不尽妥当，显然是激起一些教授不以为然甚至不满进而力挺何兵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如今的大学，被不少学界人诟病为早已不再是大学——自由、开放、博大的大学，而是无不沾染了社会的庸俗风气，日趋行政化、权力化、衙门化。就拿一个小小的门卫管理制度来说，童叟无欺官民平等一视同仁倒也罢了，但往往只是对一般学生、老师、外来者管用，对特权者当然是无效的。一个小小门禁，就能凸显权力的傲慢，让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教授难入大学之门、无地自容。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当年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故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有大师。但在一个日趋行政化、权力化、衙门化的大学里，学术得不到尊重，思想得不到解放，师道尊严得不到保障，教授不成其为教授，又焉能成其为大师？